在过去10年间，人工智能（AI）正在取代越来越多的人类岗位，生产环节及部分服务环节都在减少人力。到2030年，全球至少有7500万至3.75亿人口需重新就业并学习新的技能。而中国至少有1200万至1.02亿人需重新就业。届时，经济是会停止增长还是实现爆炸性发展呢？日本驹泽大学经济学教授井上智洋认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究竟选择哪一种未来”。在新著《就业大崩溃：后人工智能时代的职场经济学》中，他不但回顾了过去100年间经济与技术领域的思想家们的思考，还试图揭示人工智能时代就业经济的最终“解药”，这大概也正是我们人类在老龄化与低欲望化和人工智能压力之下的唯一救赎之路。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低成本和高效益又使得“能用机器就不用人”成为多数企业的共识。未来20年，事务性工作很多都会被自动化所代替。
“未来30年人们每天只需工作4个小时……大量岗位被人工智能抢走。”马云在首届（纽约）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上的演讲绝非危言耸听。“未来10至20年内，因人工智能技术而被替代的就业岗位数量至少由目前的9%上升到47%。”Daron Acemoglu、Pascual Restrepo的“机器人和工作：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断言，到2055年前后，自动化和人工智能至少取代全球49%的有薪工作，预计印度、中国和日本受此影响最大。“基于目前的技术水平，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成熟，中国现有工作内容中有40%以上、现有工作小时数中有31%可以实现自动化。”红杉资本联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人工智能对中国未来就业市场影响的研究报告”显示：预计2016-2030年间，中国被人工智能替代的全职员工的规模约在4000万-4500万人。
AI对就业的替代效应不可避免。以2030年为界，之前可以称为“弱人工智能时代”，之后则进入“强人工智能时代”。井上智洋认为：“如果AI技术今后能够取得巨大进步，未来也有可能变得不同。”《就业大崩溃》最为独到之处，还在于井上智洋通过讨论创新与经济增长、技术性失业之间的一般关系，并根据这一关系定位现在AI技术的发展。他认为：“AI与人类处于局部互补、整体替代的关系。”虽然AI的技术进步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并不是说AI的产业规模扩大多少，GDP就会相应增加多少，即“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影响”，或者说其影响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迷人。所以，政府不应当把AI作为产业培养，反而应着力促进其研发工作，以创造出更多的AI新技术。
在商业的驱动下，AI技术还被应用在大数据分析、提高决策合理性上。在未来10-20年间，人类会拥有强大的机器人助手，如星球大战中R2-D2这样的机器人。井上智洋认为：“强人工智能的出现可能会引起下一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就业大崩溃》中，井上智洋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霸权之争，重点分析了2030年前后出现的强人工智能对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他认为，强人工智能将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生产活动将会‘全面’实现机械化……人类将不再是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力，只有AI及机器人在直接进行生产活动……机器将从‘生产的手段’变成‘生产的主力’。”正如井上智洋所言，到那时，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生产投入只有AI及机器人等机器，而劳动则不再需要或者必需。基于这种假设，人类就可以被简单地分为“仅以工资作为收入的劳动者”和“仅以利息和分红作为收入的资本家”这两种类型：强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普及——出现由机器人进行商品生产的无人工厂——只有作为工厂的所有者的资本家能获得收益，劳动者只能通过持股分红来获取一些收入。随着对人类劳动需求的减少，纯粹的劳动者的收入会减少，并最终趋向于零——即使AI的发展使得生产力得到了爆发式提高，也只有拥有资本的少数人富裕发达，大多数劳动者反而变得更加贫困。为了使劳动者的收入得到保障，这就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最合理的制度就是“基本收入制度”（BI）。“即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基本收入的制度，其特点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发放。”井上智洋认为，BI既有“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面，也具有“国民红利”的一面。如果将BI视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它应该属于“普遍主义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之相对应，面向部分贫困人口的低保制度则属于“选择主义的社会保障制度”。“低保制度中的诸多问题都是由于‘选择主义’而导致的（如骗保等），与之相反，BI属于‘普遍主义’，因而可以克服低保制度中的问题。”正如井上智洋所言，BI的发放与是否失业或是否患有疾病无关，也与有钱没钱无关，所有的国民都可以领取，因此既不会有疏漏，也不会使领取人感到屈辱，更不会演绎出种种腐败。很多人大概会担心“财源有限”，其实大可不必，“财源并非有限”。井上智洋在《就业大崩溃》中指出了两条解决路径，一是开源节流，如拓宽税源；二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将赤字国债作为财源。井上智洋强调：“只要这个政策能让国民生活水平提高，那么即使增税也应该实施。”
